從學習音樂歷程中，看不同學習典範的角色功能/黃正銘(98/02/10)
礁溪國中國樂社在 張月娥 老師經營下，在七十年代開始，早已培養出一批考上國立藝專(現今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學生，由張月娥老師教授基礎的音階和簡單的指法，並請這些畢業的校友和他們的同學，如吳榮燦、吳錫傳、傅永和、黃春興…等，利用寒暑假時間回宜蘭幫忙教學，教學生更深入的演奏技法，練習《踏花歸去》、《一車兩馬》、《迎春曲》、《巨人頌》…等樂曲，由於當時大家的經濟狀況普遍都不佳，所以也都是義務性質居多，這個時期的社團教學特色是屬於所謂的學長制。
那個時代臺灣還沒有專業國樂團，更遑論專業的國樂指揮，回來的學長雖然都是科班出身，但當時大家對帶樂團的知識還是僅限於社團經驗而已，沒有受過正規的指揮訓練，都是看著前輩怎麼比劃，自己照著依樣畫葫蘆。印象最深的是傅永和老師，當時還是學生的他，不僅外型高大挺拔，同時談吐幽默風趣，雖然要求很高，但總能將團練時的氣氛掌握得恰到好處，即使現在看來，掌握團練時的氣氛其實反而是對一名指揮最嚴峻的考驗，因為這不是光靠後天掌握精確的指揮技術就能解決，有時反而是需要一種先天的領導特質就自然能水到渠成。
為什麼當時我們都很喜歡練國樂？這並不完全只是單純對音樂的濃厚興趣而已，因為每次練習完， 張 老師就會請我們這些學生吃麵包，喝牛奶或豆漿。在那物資貧乏的年代，農村的小孩很少有機會吃這些東西，只要一練完，就會有東西吃，小孩子怎麼會不愛？此外，由於每年都要配合礁溪協天廟紀念關聖帝君誕辰，所舉辦的清晨祭祀活動擔任演奏，整個國樂團學生必須前一天就得進駐廟裡做準備，張老師在我們生活起居各方面的照顧，更是無微不至。所以，國中時期最好玩的事，就是能跟著張老師出去表演，然後跟志同道合的同學們玩在一起；因為在這裡，不僅有同學們的互相支持砥礪，還有老師無時無刻的關懷照顧，甚至於後來要考大學音樂系，老師還無條件指導樂理和視唱聽寫。所以就指揮的專業來看， 張老師是業餘水準，但她在招呼小孩子的用心上，至今仍是令人稱道懷念的；就目前一般學校國樂團的狀況，專業的指揮其實並不難找，反而是像 張老師這種做好招呼小孩子的角色反倒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民國六十八年七月，考上宜蘭高中後，因為在當時一般家長的觀念總裡，總認為醫生的職業比較高尚，收入也比較多，所以父母也一直期望我將來能去考醫學院。只是想考醫學院，數理一定不能太差，但不巧，剛好碰上一位廣東籍的數學老師，讓我的數學成績從第一次月考的六十分，降到第二學期末的三十分，使我不得不開始重新思考未來要走的方向。而當時宜蘭高中國樂社也已經發展有五年之久了(民國六十八年開始)，由於我已經在國中拉了三年的胡琴，黃文亮老師就找我幫忙帶國樂團，因為同學之間比較有開玩笑及要求的空間，沒有像師生關係那麼嚴肅，必須嚴守一定的分際，所以當時登高一呼，也找了不少人加入國樂社，同時也延續我高中階段的國樂教育。
高二時，導師改由林光義老師擔任，林老師看我會拉胡琴，覺得這是相當不容易的，就鼓勵我朝音樂這條路去發展，並表示願意替我向數學老師商量，讓我這學期的數學能過關，順利轉到社會組就讀。因此，在我的學習音樂的過程中，除了國中的張月娥的老師、高中的黃文亮老師、大學時期的吳榮燦老師及李鎮東老師，以及研究所的林谷芳老師外，林光義老師也給我很大的提攜，除了借錢讓我上台北跟吳榮燦老師學二胡，在我高中畢業之後，還曾向宜蘭縣政府申請補助，舉辦過三屆國樂專場的音樂會，邀請我回宜蘭演出。
所以，在我每個學習音樂的階段，都有不同的學習典範出現，彼此或直接或間接的發揮不同的的角色功能，且無法彼此替代，如果有某一位在我過去的生命過程中缺席，那還真的不見得會有今天的黃正銘。所以，對於一個有志於音樂演奏的學生，所謂好的老師並不全然非得都是技術高超的音樂家，就像我現在的知識來源，也不全來自單一的教育體系，譬如大學時期考上青訪團，第一次出國讓我知道到世界之大，見識到不同地域的人文景觀；參加藝工隊，接觸京劇和流行音樂，對於傳統音樂的接觸就比較多元；成立采風樂坊，又開始學習歌仔戲及北管音樂，就會慢慢開始有不同的想法。
因此，音樂這條路上重要的是要遇對的人，如果能剛好在某個時機遇到對的人，就會持續往這個方向走，才能改變人的一生，否則永遠也成不了音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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