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黎明演《心中有鬼》還是採幕後配音員代為配音，這回親自上陣，陰柔的對白說得溜，哪裡有絲毫廣東腔？在章子怡、陳紅、孫紅雷……等內地演員強勢又洪亮的京片子中毫不遜色，沒像梁朝偉在湯唯和陳冲的唸白夾殺下格格不入。特別是一場對戲院老闆發飆的戲，抑揚頓挫，傷心、怒氣中且要顧及身分，帶一點點娘，足見下過苦功，掌握到了靈魂，無怪乎陳凱歌會挑上他。

也許每個人對這部電影的期待不同，如果是衝著黎明的京劇扮相來的，那是被海報給騙了。但是如果是想深入梅蘭芳的戲劇人生，或許兩個半小時來說一個名人的一生並不足夠，去蕪存菁之下，也只是陳凱歌導演和嚴歌苓編劇的片段印象而已。對我來說，卻已經非常過癮了。

粉味十足的一句：「你們別跟著我，我要上戲了。」鑼鼓點聲聲催，紅布簾且拉開，戲剛開演，人已落幕。一代花旦的故事，韻味十足，繞樑三日，留待細細品味。

私人評分：90分(滿分100分)

﹝專題人物﹞梅蘭芳與齊如山的一對黃金組合

電影梅蘭芳中孫紅雷所飾演的邱如白是虛構的，他綜合了梅蘭芳幕後的智囊團，但最重要的原型就是齊如山。

梅蘭芳是個善於接受新鮮事物的人，這從他在辛亥革命後率先剪掉辮子，便可見一斑。生活中如此，在藝術上，他也樂於聽取不同意見，與齊如山的相識就是緣於「一個建議」。 那還是在梅蘭芳首次赴滬演出之前，梅蘭芳與譚鑫培合作《汾河灣》。他按照既定型式在譚鑫培扮演的薛仁貴在窯外獨唱時，自己進窯後用椅子頂住窯門，然後一直背向觀眾而坐，並無動作。齊如山曾經留學西歐，對戲劇頗有研究，一直存有改革中國京劇的念頭。在看《汾河灣》之前，他對梅蘭芳已經注意了很久，覺得他天賦很好，只可惜僅受過傳統的師父手把手的傳授，而缺少更深層次的文化內涵，但他又覺得梅蘭芳可塑性很強，便一心想著找機會幫幫他，《汾河灣》給了他機會。

他認為此時梅蘭芳扮演薛仁貴的妻子柳迎春在苦等了丈夫十八載之後，丈夫已經回來在窯門外向她訴衷腸，她不應該是坐著毫無動作的，恰恰應該有所反應，而且這反應要隨著薛仁貴的演唱的深入而不斷加大。 為此，他給梅蘭芳寫了一封長達三千字的信，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意見，又以為此時的梅蘭芳名氣漸長，恐難聽得進外人建議，便不敢抱奢望。誰知，當他再觀《汾河灣》時，卻見梅蘭芳為柳迎春加了身段，而且完全符合他的「層層遞進」的設想。 梅蘭芳看過齊如山的信後的心情與齊如山眼見梅蘭芳聽從他的建議後的心情一樣：激動。原因有二：一是齊如山在信中對梅蘭芳的稱呼是「梅蘭芳先生」。戲曲演員的社會地位雖說在清末有所提高，但這只限於縱向而言，橫向比，他們的地位仍然是低的，連對他們的稱呼如「戲子」、「小友」等都含有極濃的侮辱之意。

梅蘭芳生長於清末民初社會巨大變革之中，自然接受到更多的新思想。因而當他首次被稱呼為「先生」時，感受到了何謂「尊重」。 另外一個原因是長期以來梅蘭芳的心裡始終有個疙瘩，那就是梨園界沿襲下來的慣例、陋習緊箍著如他一樣嚮往創新的演員的手腳。他渴望改變，卻又發覺在文化上他是欠缺的。也正是因為慣例和陋習，他和其他梨園界的孩子一樣自小學戲，而學戲的方式便是逐字逐句一板一眼地跟隨著師父，師父唱一句，跟著唱一句，至於唱詞的內容以及背後所蘊含著的文化，師父不懂自然也就不會教。這樣的教學模式一代代傳下來，梨園藝人文化底蘊不足便就不奇怪了。 梅蘭芳很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一直有心想有所創新，也有悟性和靈性，卻深感文化不足而造成的力不從心。對於處理《汾河灣》裡柳迎春這個角色，他之所以立即就接受了齊如山的建議，是因為他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汾河灣》也是梅蘭芳嘗試「花衫」表演方法的開始。 之後，梅蘭芳不斷地接到齊如山的來信。

齊如山在每封信裡都詳細談了他的觀戲心得。兩人就這樣通信長達兩年，卻從來沒有正式見過面。其實，齊如山並非沒有見面的願望，但他當時有顧慮。他這樣說：「一因自己本就有舊的觀念，不大願意與旦角來往；二則也怕物議，自民國元年前後，我與戲界人來往漸多，但多是老角，而親戚朋友本家等等所有熟人都不以為然，有交情者常來相勸，且都不是惡意，若再與這樣漂亮的旦角來往，則被朋友不齒，乃是必然的事情，所以未敢前往；三則彼時相公堂子被禁不久，蘭芳離開這種營業，為自己名譽起見，決定不見生朋友，就是從前認識的人也一概不見，這也是我們應該同情的地方。」

直到梅蘭芳的手上已經積攢了厚厚一摞、數數足有上百封信後，他們這才見了面。率先提出見面的，是梅蘭芳。那是在1914年夏的一天，齊如山仍像往常一樣去戲館觀看梅蘭芳的演出，意外地收到梅蘭芳托跟包大李送到台下來的一封約他見面的信，這令他欣喜萬分。 梅蘭芳是連續接到齊如山多封信之後才開始注意這位總是坐在池子前排、有著一張黑臉、留著一簇小鬍子、中等身材、穿一套很樸素西裝的老聽眾的。起初他並不知道這人就是齊如山，只是感到有些眼熟。眼熟的原因是梅蘭芳曾經聽過齊如山的演講，但那時畢竟台上台下，因此沒有留下什麼印象。當他發現每有他的演出，此人必在台下觀看時，漸漸想了起來。這位有些眼熟的小老頭就是常給他寫信提建議的齊如山。這天戲畢，他托大李給齊如山送去了一封信。 齊如山如約來到梅宅，雖是初次見面細談，但因為有百封信件墊底，兩人倒也並不覺得陌生。

這天，兩人相談甚歡。梅蘭芳囑咐齊如山以後不必再煩神寫信了，有什麼問題、什麼意見、什麼建議可直接上門指教。齊如山自然應允。 對梅家，對梅蘭芳，齊如山的第一印象是「很好」，他說：「梅蘭芳本人，性情品行，都可以說是很好，而且束身自愛，他的家庭，婦人女子，也都很幽嫻貞靜，永遠聲不出戶。」他認為梅家「與好的讀書人家也沒什麼區別」。 去過一次梅宅，見過梅蘭芳並與之深談過一次後，齊如山以往的顧慮已蕩然無存。從此，他常去梅宅。在梅宅，他發現梅蘭芳交友十分謹慎，「本界的親友，來往的已經不多，外界的朋友更少」。他在梅宅常見到的是梅蘭芳的啟蒙老師吳菱仙、昆曲老師喬蕙蘭，他們四人常常一起吃午飯，一起討論舊劇。 從時裝新戲《一縷麻》開始，齊如山開始擔任「梅派」新戲的編劇，從此輔佐梅蘭芳長達二十多年，直到梅蘭芳離京遷居上海之後。 與其他藝人傍靠「大官」或「商人」為捧自己不同，梅蘭芳更多的結識有文化的知識分子。在他十八歲左右時，除了齊如山，京師大譯學館的學生如張庾樓、張孟嘉、沈耕梅、陶益生、言簡齋，以及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如馮耿光、吳震修、李釋戡、黃秋岳都由他的觀眾轉而成為他的朋友。 齊如山他們不僅在事業幫助他，也在生活中時時提醒他。

剛剛成名時，梅蘭芳僅僅二十歲，儘管本質上是個本分之人，但也有一般年輕人共有的特質，比如喜歡時髦追求刺激。那時社會上一度流行顏色和花樣都帶點「匪氣」的衣飾，有人甚至將五色絲線織的花帶子紮在腿上，非常刺眼。梅蘭芳覺得新奇好玩，也買了一副綁在腿上。吳震修看見後，笑道：「好漂亮，你應該到大柵欄去遛彎兒，可以大出風頭。」聰明的梅蘭芳立即就聽出話中的譏諷味兒，羞了個大紅臉，隨即改了這怪異的裝束，從此再也不作此想。 人們都知道梅蘭芳在北京的書齋名為「綴玉軒」，抗戰時移居上海，上海的書齋名為「梅花詩屋」。其實「綴玉軒」一開始並不是書齋名，而是早年由他的支持者所組成的一個團體的名字，這個組織俗稱「智囊團」，只是因為當時沒有「智囊團」這個說法，外人也稱其為「梅黨」。除了以上如齊如山、馮耿光等人是「梅黨」成員外，後來又有詩人羅癭公、畫家王夢白、陳師曾、齊白石、姚茫父等加入，使「綴玉軒」充盈著濃厚的文化藝術氣氛，也使梅蘭芳不再像他的父輩那樣局限於狹小的戲曲小天地裡。他們不僅為梅蘭芳在演劇方面出謀劃策，梅蘭芳更從他們身上吸取文化素養。都說「梅派」藝術特徵是飽含濃厚的文化底蘊，這與梅蘭芳注重與知識分子的結交不無關係。

可以說，梅蘭芳與齊如山的合作，開創了戲劇界與知識界合作的先河，客觀上使京劇藝術上升為文化。因而，當這對黃金組合因九一八事變後分居南北兩地而分道揚鑣時，儘管是友好和平的，仍然讓許多人惋惜。他倆的分手，固然有環境等客觀因素，但也不排除兩人性格、處事態度的不同，更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兩人的政治傾向也越來越見差異。1948年，解放戰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共產黨節節勝利，國民黨大勢已去。在這種情況下，齊如山編寫了一齣《桃花扇》，他透過劇中人物蘇昆生的嘴影射、大罵共產黨。 當然，客觀地說，這個時候的梅蘭芳對共產黨並沒有太多的認識，他一向專注於藝術，並不在意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統天下。在他看來，無論誰統天下，演戲的還是得靠演戲吃飯。因而，當他得知齊如山執意要去台灣後，還勸他：「你一向不管政治，只是從事戲劇的工作。我想到那時候，我們還在一起工作，一定也不會有什麼問題。」他的這句話其實正好反映了他的態度，即「只管戲劇工作，不管政治」。 齊如山沒有聽從梅蘭芳的規勸，執意離開大陸去台灣。不過，他這麼做，倒也不完全是追隨國民黨。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是去台灣投靠小兒。對於梅蘭芳的勸說，他也認為有道理，他甚至覺得梅蘭芳留在大陸並沒有不好，因為「他是一個藝術家，與政治無關，且到過蘇聯，共產黨對他一定另眼相看」。

不過，他對梅蘭芳留在大陸並非沒有擔心。於是，當他從北平南遷途經上海時，與梅蘭芳談過多次，算不上是規勸、忠告，只是將自己的心裡話一股腦兒地倒出。最後，他說了這麼一句話：「再思啊再想！」 然後，齊如山走了，去了台灣。梅蘭芳終於沒有走，留在了大陸。這次，這對黃金組合才算徹底分了手。